今天笔者分享一件贩卖毒品的亲办案例。

该案的案情其实较为简单，主要的事实为：B某受A某委托，使用A某提供的5000元向C某购买毒品，实际支付毒资4800元；所购毒品原计划由A某B某二人共同吸食，后因故未成行，A某将部分毒品留予B某。后因A某吸毒被抓，公安机关找到B某，认为其属于代购毒品并从中私自牟利，应当构成贩卖毒品罪。

众所周知，在我国对毒品犯罪零容忍的情况下，对涉毒案件想要取保候审或者缓刑是很难的，所以，在收到涉嫌贩卖毒品罪的刑拘通知书后，B某家属十分着急的找到了笔者，希望能够争取到一个好的结果。

笔者第一时间会见了B某，经过详细的了解，笔者认为B某是不构成任何毒品犯罪的，公安机关认定其构成贩卖毒品罪是明显错误的！更让笔者印象深刻的是，B某在会见时十分委屈的表示：我就是贪吃，怎么能说我吸毒？于是乎，在笔者详细了解整个案件情况后，在检察院审查逮捕阶段立即找到承办检察官，并向其提交了详实的书面法律意见书。

令笔者欣慰的是，承办检察官对笔者的辩护意见很重视，在审查逮捕阶段多次要求公安机关补充证据材料，笔者也多次和承办检察官进行沟通，提交的意见简要摘录如下：

1. B某在毒品交易环节中的角色应当定义为代购者，而非独立的交易环节。按照B某的说法及客观证据来看，B某是受到A某的指示进行购毒，对与上家C某沟通的关于毒品价格和种类的交易细节，B某并未对A某有任何隐瞒，B某收到A某的全部购毒款均支付给了C某。所以，B某在整个交易环节中就是一个工具人。在此，辩护人特别说明一个事实：B某收到A某5000元购毒款，而B某仅支付了4800元给C某，是因为B某在第二次微信转账（应支付2000元）给C某时，因微信提示C某账户异常导致无法完成转账，且B某银行卡内仅有约1800元，在C某还欠有B某款项的情况下，C某同意此次交易少支付200元。那么，不能将该差价认定为加价贩卖牟利的行为。

2. B某帮A某购毒的主观心态是“蹭食毒品”而非私自牟利。辩护人认为有如下几点细节可以看出B某的主观心态：第一，B某并未刻意为C某和A某搭建交易桥梁，也未利用信息差加价贩卖牟利；第二，A某和B某是约定好购毒后一起吸食，而以B某的经济水平是不足以支撑其购毒吸食的，故其才会同意A某提出帮其购毒的要求；第三，A某赠予给B某的部分毒品不属于代购行为的报酬，按照二人原本的安排是一起吸食，但在晚上10点A某临时提出去其他地方一起吸食，由于B某次日要上班就拒绝了这一提议，故A某才分出部分毒品让B某个人吸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B某全程没有主动要求A某给其毒品，而是A某主动赠予的。

3. B某代购毒品的数量未达到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定罪数量标准，也没有超过正常的吸食量范围。在本次代购毒品的数量并不多的情况下，B某也不可能意识到本次所购毒品会再次以贩卖形式流通，B某的主观想法始终围绕着吸食毒品，而非贩卖毒品。

综上，B某在本案中的行为不构成犯罪，更遑论贩卖毒品罪，辩护人的意见也符合《刑事审判参考第1012号：刘继芳贩卖毒品案——为吸食者代购少量毒品的行为如何定性，特情引诱情节对定罪量刑是否具有影响？》的观点。

最终，检察官采信了笔者的意见，认定证据存疑，作出了不批准逮捕的决定。更让笔者感到欣慰的是，公安机关在得到不批捕决定后，直接对B某解除了强制措施，并没有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。也就是说，B某在审查逮捕阶段就成功洗清了冤屈！

（以上截图已做隐私处理）